第七屆香港社會運動電影節 The 7th Hong Kong Social Movement Film Festival


第七屆香港社會運動電影節 The 7th Hong Kong Social Movement Film Festival

種菜日記

導演：顧允岡鄭小塔製片：鄭小塔片長：55分鐘台灣國語中英文字幕

吃藥等於『有病』？而且越多顆表示『病情』越嚴重嗎？『我覺得我一天吃六顆很多了，但有人跟我說算很少了。』『我會要吃ㄧ輩子的藥嗎？』『在醫院護士每天灌要給我吃啊。』當吃藥不只是吃藥，而是一種標籤、身分認同甚至是體制的壓迫‧‧‧ 導演顧允岡在台灣風信子農場工作3年後，拿起攝影機紀錄農場上的夥伴與來不及被紀錄的母親。住院超過半甲子的昌哥透過風信子農場，重新接續與家鄉稻田、家人的情感；年輕時發病但仍想一圓大學夢的慧麗，每天面對電視機帶來的干擾；農場最年輕的文禾，認真、靦腆、有許多期待和行動。片中夥伴們說著如何面對自己的疾病，以及和家庭、醫療體系、社會等等。新聞媒體上製造緊張的不定時炸彈，或是亟需社會同情的可憐人；醫療體制中被治療的病人；一踏進醫療院所便再也不曾出去過；在家裡是需要照顧，甚至會拖垮家庭的重擔；被生產掛帥的經濟考量拒於職場門外的他們，和你我一樣都面對著自己的人生問題…。

重新思考──精神病患與土地的紀實文: Michael 在現代社會裡，人的價值被化約為一堆數字：做事有效率、具有生產力的人才有價值；相反，精神病患者一方面沒有工作能力，而且更耗用社會大量資源以照顧他／她們，往往被視為沒有價值的一群。同樣，土地的價值在現代社會裡也只剩下一連串與金錢相關的概念。我們對兩者的認知如此單一，除了是因為媒體不盡不實的再現外，更重要是我們從來沒有真正去認識和接觸他／她／它們。台灣導演顧允岡的《種菜日記》，如實地紀錄了一群精神病患在農場工作的情況，以及其久被忽略的內在情感；紀錄的同時，也刺激我們重新思考人與土地的關係。電影中夥伴們工作的農場名為「桃源二村」，是一個由台灣風信子協會於二零零三年成立的有機農場。這個農場的建立，與該協會成員長時間接觸精神病患者有關。過程中，成員體會到精神病患不只是病人，應該得到不同形式的對待，而不只是整天困在醫院裡接受治療，於是在台灣新竹縣新埔鎮的山上建立起這個有機農場，透過一起從事有機耕作，看到精神病患與土地的另一個可能。導演顧允岡主要紀錄了三位夥伴的情況，分別是文禾、慧麗和燈昌。從他／她們的對話中，我們多少可以理解到現代社會加諸於他／她們身上的壓力究竟是甚麼。文禾是一名二十多歲的青年，國中時候發病，每天早午晚都需要吃下大量精神科的藥物以控制病情。農場的夥伴每天工作完畢後都會轉車回醫院或者康復之家，但文禾卻是少數能夠騎電單車回家的人。電影開首有一段文禾的簡短訪問。訪問中文禾透露了自己來了農場已有三、四年，更表示自己起初有點「懵懵懂懂」，但後來已經熟習農場的運作情況，譬如說開始懂得用鏟子去鏟牛糞。從整個訪問中可以看到，文禾有很強的敘事能力，能夠清楚表達出自己在工作過程中的轉變，而割菜的片段更顯得他一副熟練的樣子，這與一般人（包括我自己）對精神病患者的想像有點不同。接着，文禾在訪問中也講出了農場與工廠的分別。在農場裡，由於彼此視大家為夥伴，所以很多工作上的事情是可以拿出來一起討論；而不似在工廠裡，一方面要面對趕工的壓力，又要做着重複的工作，完全失去了自主的精神。文禾這一段話確實點出了他／她們所承受的壓力。精神病患者即使康復後重回社會工作，但只能夠從事一些低技術性的工作，因為普遍人都不相信他／她們有足夠的工作能力，只願意提供低技術低薪酬的工作，於是乎成為在工作場所內被壓迫的一群。我們對精神病患者的想像其實是十分刻板的，他／她們往往都被標籤成是一群神經的人，不單沒有工作能力，更會危害社會安危。媒體只會放大他／她們失常的行為，久而久之塑造了這一種形象。事實上，很多時我們都忽略了導致他／她們失常的社會成因，更遑論去關心積存在他／她們心裡已久的焦慮。上文提到文禾在國中時候發病，被同學搶飯盒、剪掉頭髮，受盡同學的欺凌。在電影裡文禾在他曾就讀的中學裡接受訪問，樣子顯得十分失落，彷彿失去了甚麼似的。文禾發病後需要在醫院裡接受治療，其他同學好好享受暑假的同時，他只能夠在醫院裡渡過。無可否認，留在醫院的決定剝奪了文禾想過自己生活的自由，而且所帶來的影響更是永久的，在文禾心中留下了一道無法彌補的缺口。除了文禾，農場裡的其他夥伴也同樣承受着不同程度的壓力。慧麗大約四十多歲，身型有點胖，和文禾一樣也是在年輕時代發病，一直受着人際關係和農場工作的困擾，有時會受到幻聽的影響，以為別人在說她壞話。慧麗的訪問隱約透露出她對生活的一些焦慮。當被問到在農場工作帶來甚麼時，她如實地回答是為了錢，更準確一點說是為了能夠購買一部電腦。原來除了我們這些所謂「正常人」，精神病患者本身對生活也有自己的想像，他／她們需要的，其實和我們一樣。對於夥伴們來說，農場除了是重拾工作自信的地方，或者純粹是醫院以外一個可以透透氣的地方，其實更可以是把生命重新接續的關鍵所在。燈昌差不多已是一個年屆六十的老人，但常常覺得自己只有五歲，話說起來十足一個小孩子。他的家鄉在農場附近，年輕時也是在田裡生活，曾經一人照顧好幾甲田。導演並沒有特別交待燈昌發病的原因，只知道他被送進醫院的時間與他的生日都在割禾收稻的時候。原本人與土地的有機結合，卻被醫療機制活生生地斬斷了。發病後，燈昌經常記掛着從前在家的生活點滴，在電影中導演也透露燈昌每過一段時間便要求回家走一走。每一次回到家裡看田，導演留意到燈昌的動作都較在農場裡伶俐。醫療體制令到燈昌與他的土地分開，生命中好像失去一大塊甚麼似的。要填補缺乏，可能需要回到自己熟悉的土地上。燈昌與土地的關係，不期然讓筆者想起菜園村。為了興建一條貫穿廣州、深圳和香港的鐵路，政府需要在石崗菜園村上興建一個緊急救援站和停車處。因為這樣，菜園村村民正面臨被迫離開已經唇齒相依了五、六十年的土地的危機。村民多是農民，依賴這片土地種菜維生，而且人生所有大小事情都發生在這一片土地上，不論是孩子的出生，或是一年幾次的水災。可以說，村民是與這片土地一起成長的；沒有了它，村民的生命會變得斷裂。村民與土地的關係，與燈昌和家裡的田的關係一樣，都是一種有機的連結。這些對土地的想像，是不能被久在城市裡生活的人所理解，因為於他／她們們而言，土地只與樓市、地價等有關。《種菜日記》令我們重新思考自己與精神病患者，以及與土地的關係，也令到導演重新思考與母親的關係。在片中，導演以平行敘事的手法，除了呈現夥伴們的生命故事外，更穿插了自己書寫母親的日記。這種鋪排，除了是他自己本身對母親情感的整理外，更顯現了自己對精神病患者的轉變。

放映時間及地點：
- 2009/10/14 (星期三) 晚上19:30 地點：香港獨立媒體地址：灣仔軒尼詩道365號富德樓9字樓 *導演顧允岡將出席與大家交流 - 2009/11/4 (星期三)晚上19:30 地點：理工大學 DE 307

第七屆香港社會運動電影節回主頁主辦單位：自治八樓(學聯社會運動資源中心)　及　影行者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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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菜日記

導演：顧允岡鄭小塔製片：鄭小塔片長：55分鐘台灣國語中英文字幕

吃藥等於『有病』？而且越多顆表示『病情』越嚴重嗎？『我覺得我一天吃六顆很多了，但有人跟我說算很少了。』『我會要吃ㄧ輩子的藥嗎？』『在醫院護士每天灌要給我吃啊。』當吃藥不只是吃藥，而是一種標籤、身分認同甚至是體制的壓迫‧‧‧ 導演顧允岡在台灣風信子農場工作3年後，拿起攝影機紀錄農場上的夥伴與來不及被紀錄的母親。住院超過半甲子的昌哥透過風信子農場，重新接續與家鄉稻田、家人的情感；年輕時發病但仍想一圓大學夢的慧麗，每天面對電視機帶來的干擾；農場最年輕的文禾，認真、靦腆、有許多期待和行動。片中夥伴們說著如何面對自己的疾病，以及和家庭、醫療體系、社會等等。新聞媒體上製造緊張的不定時炸彈，或是亟需社會同情的可憐人；醫療體制中被治療的病人；一踏進醫療院所便再也不曾出去過；在家裡是需要照顧，甚至會拖垮家庭的重擔；被生產掛帥的經濟考量拒於職場門外的他們，和你我一樣都面對著自己的人生問題…。

重新思考──精神病患與土地的紀實文: Michael 在現代社會裡，人的價值被化約為一堆數字：做事有效率、具有生產力的人才有價值；相反，精神病患者一方面沒有工作能力，而且更耗用社會大量資源以照顧他／她們，往往被視為沒有價值的一群。同樣，土地的價值在現代社會裡也只剩下一連串與金錢相關的概念。我們對兩者的認知如此單一，除了是因為媒體不盡不實的再現外，更重要是我們從來沒有真正去認識和接觸他／她／它們。台灣導演顧允岡的《種菜日記》，如實地紀錄了一群精神病患在農場工作的情況，以及其久被忽略的內在情感；紀錄的同時，也刺激我們重新思考人與土地的關係。電影中夥伴們工作的農場名為「桃源二村」，是一個由台灣風信子協會於二零零三年成立的有機農場。這個農場的建立，與該協會成員長時間接觸精神病患者有關。過程中，成員體會到精神病患不只是病人，應該得到不同形式的對待，而不只是整天困在醫院裡接受治療，於是在台灣新竹縣新埔鎮的山上建立起這個有機農場，透過一起從事有機耕作，看到精神病患與土地的另一個可能。導演顧允岡主要紀錄了三位夥伴的情況，分別是文禾、慧麗和燈昌。從他／她們的對話中，我們多少可以理解到現代社會加諸於他／她們身上的壓力究竟是甚麼。文禾是一名二十多歲的青年，國中時候發病，每天早午晚都需要吃下大量精神科的藥物以控制病情。農場的夥伴每天工作完畢後都會轉車回醫院或者康復之家，但文禾卻是少數能夠騎電單車回家的人。電影開首有一段文禾的簡短訪問。訪問中文禾透露了自己來了農場已有三、四年，更表示自己起初有點「懵懵懂懂」，但後來已經熟習農場的運作情況，譬如說開始懂得用鏟子去鏟牛糞。從整個訪問中可以看到，文禾有很強的敘事能力，能夠清楚表達出自己在工作過程中的轉變，而割菜的片段更顯得他一副熟練的樣子，這與一般人（包括我自己）對精神病患者的想像有點不同。接着，文禾在訪問中也講出了農場與工廠的分別。在農場裡，由於彼此視大家為夥伴，所以很多工作上的事情是可以拿出來一起討論；而不似在工廠裡，一方面要面對趕工的壓力，又要做着重複的工作，完全失去了自主的精神。文禾這一段話確實點出了他／她們所承受的壓力。精神病患者即使康復後重回社會工作，但只能夠從事一些低技術性的工作，因為普遍人都不相信他／她們有足夠的工作能力，只願意提供低技術低薪酬的工作，於是乎成為在工作場所內被壓迫的一群。我們對精神病患者的想像其實是十分刻板的，他／她們往往都被標籤成是一群神經的人，不單沒有工作能力，更會危害社會安危。媒體只會放大他／她們失常的行為，久而久之塑造了這一種形象。事實上，很多時我們都忽略了導致他／她們失常的社會成因，更遑論去關心積存在他／她們心裡已久的焦慮。上文提到文禾在國中時候發病，被同學搶飯盒、剪掉頭髮，受盡同學的欺凌。在電影裡文禾在他曾就讀的中學裡接受訪問，樣子顯得十分失落，彷彿失去了甚麼似的。文禾發病後需要在醫院裡接受治療，其他同學好好享受暑假的同時，他只能夠在醫院裡渡過。無可否認，留在醫院的決定剝奪了文禾想過自己生活的自由，而且所帶來的影響更是永久的，在文禾心中留下了一道無法彌補的缺口。除了文禾，農場裡的其他夥伴也同樣承受着不同程度的壓力。慧麗大約四十多歲，身型有點胖，和文禾一樣也是在年輕時代發病，一直受着人際關係和農場工作的困擾，有時會受到幻聽的影響，以為別人在說她壞話。慧麗的訪問隱約透露出她對生活的一些焦慮。當被問到在農場工作帶來甚麼時，她如實地回答是為了錢，更準確一點說是為了能夠購買一部電腦。原來除了我們這些所謂「正常人」，精神病患者本身對生活也有自己的想像，他／她們需要的，其實和我們一樣。對於夥伴們來說，農場除了是重拾工作自信的地方，或者純粹是醫院以外一個可以透透氣的地方，其實更可以是把生命重新接續的關鍵所在。燈昌差不多已是一個年屆六十的老人，但常常覺得自己只有五歲，話說起來十足一個小孩子。他的家鄉在農場附近，年輕時也是在田裡生活，曾經一人照顧好幾甲田。導演並沒有特別交待燈昌發病的原因，只知道他被送進醫院的時間與他的生日都在割禾收稻的時候。原本人與土地的有機結合，卻被醫療機制活生生地斬斷了。發病後，燈昌經常記掛着從前在家的生活點滴，在電影中導演也透露燈昌每過一段時間便要求回家走一走。每一次回到家裡看田，導演留意到燈昌的動作都較在農場裡伶俐。醫療體制令到燈昌與他的土地分開，生命中好像失去一大塊甚麼似的。要填補缺乏，可能需要回到自己熟悉的土地上。燈昌與土地的關係，不期然讓筆者想起菜園村。為了興建一條貫穿廣州、深圳和香港的鐵路，政府需要在石崗菜園村上興建一個緊急救援站和停車處。因為這樣，菜園村村民正面臨被迫離開已經唇齒相依了五、六十年的土地的危機。村民多是農民，依賴這片土地種菜維生，而且人生所有大小事情都發生在這一片土地上，不論是孩子的出生，或是一年幾次的水災。可以說，村民是與這片土地一起成長的；沒有了它，村民的生命會變得斷裂。村民與土地的關係，與燈昌和家裡的田的關係一樣，都是一種有機的連結。這些對土地的想像，是不能被久在城市裡生活的人所理解，因為於他／她們們而言，土地只與樓市、地價等有關。《種菜日記》令我們重新思考自己與精神病患者，以及與土地的關係，也令到導演重新思考與母親的關係。在片中，導演以平行敘事的手法，除了呈現夥伴們的生命故事外，更穿插了自己書寫母親的日記。這種鋪排，除了是他自己本身對母親情感的整理外，更顯現了自己對精神病患者的轉變。

放映時間及地點：
- 2009/10/14 (星期三) 晚上19:30 地點：香港獨立媒體地址：灣仔軒尼詩道365號富德樓9字樓 *導演顧允岡將出席與大家交流 - 2009/11/4 (星期三)晚上19:30 地點：理工大學 DE 30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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