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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會遊想
柏齊
滿載憤怒和興奮的嘉年華
七月九日晚，一些群眾脫離了由民陣(民間人權陣線)所主持的螢光棒集會，到了立法會的西面，把大門堵住。那時立法會剛好完結會議，一名老伯把示威牌擠進了立法會大門的門縫，令大門無法合上。門內的保安員，顯得無可奈何；門外的人群不斷聲援老伯的行動，高叫高官下台、保皇黨議員滾出來的口號。既憤怒而又興奮的呼喊聲，就這樣從門縫傳進了立法會的大堂。記者不斷地拍照，並追問議員對此情此景的感受。
老伯把大門堵著，不時笑著回望人群，在場的無不歡呼喝采。跟著，有人把自己的示威牌也擠進門縫，更有些人把自製的紙牌，壓在立法會大門的玻璃上，然後又高舉紙牌，在人群中晃動起舞。歡呼聲鼓掌聲不絕，彷似在嘉年華會之中。
嘉年華會只持續了十多二十分鐘。不久，警察築起了人牆，拱衛著大門，不許示威者接近。立法會的電鐵閘也緩緩放下，人群再也看不穿立法會門內的情況，立法會給隔絕了。噓聲四起，人群在喝倒采。民陣的負責人出來，呼籲群眾散去，繼續參加螢光棒集會。人群就這樣散去了，敗興而返，回到理性的集會去。
提供立場的螢光棒集會
民陣的集會，其實是精英演講與卡拉OK的混合。這是支聯會所一直沿用在六四集會上的模式，也是香港大型集會的主流模式。這種集會旨在重申大會的訴求，為群眾提供立場，並透過媒體向政府展示主辦團體(或人民)的人數力量。故此，這種集會模式只需要群眾接受「和平、理性」的論述說法，並把身體安坐在既有的位置上，接收大會所安排好的節目，和應台上的表演，而不需要他們有任何主動的舉動(例如圍堵立法會的大門)。
支記的六四集會模式把公眾集會，變成了一個提供立場和答案的地方，而不是一個發問的場所。這種集會，無法促使不同意見間的討論和對辯，更無法在集會上把問題帶入群眾之中，令群眾思索，各自對問題尋找不同的答案，提供反省的可能(事實上，十多年來的支記六四集會，並沒有帶來什麼新的討論)。
什麼是國家？為什麼要為國家安全立法？對沒有民主選舉而產生的政府，我們應否為它立法，以確保它的安全？聞說，民陣內部也曾談論過相關的話題，然而卻沒有取得結論。最後，只好把這些無法解答的問題，擱下不理，轉而尋找一個內部各團體可以接受的共同看法，作為面對公眾和媒體的立場。民陣集會的口號是「擱置立法，還政於民」。然而，擱置立法，與根本不接受立法，還是兩碼子事。我們是否要為一個沒有民主選舉的政府立法，以確保其安全，仍然是一個需要討論的議題。
七九和七一三的集會，為七一後的民主化方向提供了一個答案：就是直選立法會和行政長官。聞說，八十年代中，不少人對議會政治趨之若鶩，大談什麼裏應外合論，說街頭抗爭可以與立法局議員，一同造政府的反云云。裏應外合之說，流行了不久，便破產了。後來，民主黨(當年叫港同盟)的議員更越來越叫人討厭。議會的割禾青、搶功勞、買賣計算，越見越多。自八十年代尾，以致整個九十年代，民間團體一直彌漫著一種對議會不信任的情緒。我希望可以直選行政長官，希望小圈子選舉成為歷史，但更多的直選是否會帶來更多的「民主」，似乎是一個很吊詭的問題。
在台灣，總統選舉花費龐大，並需要拉籠地方勢力的支持，令民進黨政府也步上了官商勾結的道路。因此，99年地震過後，民進黨政府便袒護無良建築商和銀行的利益，使其免受民眾的追討。有立法會議員在立法會門外的集會中說：「民主鬥爭第一步，登記做選民。」但台灣有了選舉，卻還沒有民主。似乎民主運動的路向，不應只是議會和首長的普選問題。我們還要有強而有力的民間社會，在媒體和政府體制之外，組織自己的看法。
睇死未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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