 |
 |
 |
|
 |
|
 |
|
 |
|
 |
|
|
 |
|
等候發落的遊戲和政治意涵 坐監十五天後，申請保釋外出等候上訴。法官：「我今曰重有案要聽，無時間處理呢單案，押後到下星期吧！」 四月。法官：「由於上訴庭將會處理較早前一宗公安法案件，而可能會在公安法的法律觀點上有新的裁決，所以現在把此案押後至八月待上訴庭有結果才開審。」 23/12/02法律援助署來信：「你口地單案唔批法援，因為獨立大律師意見說無上訴機會。」 法律援助署：「係，你之前係交過你口既入息及資產口既資料俾我口地審查，但係依家已經申請過口左三個月，跟據申請程序，任何申請人需要提交半年前的財政狀況才會受理。」 以上不是什麼法庭佳句或法律笑話，而是我們‘搞事份子’在每次‘搞完事後’數個月，被拉、被告之後，要面對的種種司法制度上的‘對待’！
這些日期並非某大歌星的紅館演唱會加場檔期，而是我，梁俊威、因"大聲公案"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訴時，期間因為法官、法庭、律政司的代表律師、我方的代表律師的種種理由，而要押後再押後。（但我就不需要任何理由，都要繼續等下去！） 要這樣等下去的又何止我一個，彩虹行動的幾位好友，在19/8/2001因為不滿警察打壓性小眾﹙警方在12/8/2001以「放蛇」方式，拘捕廿六名在一間私人會所內參加BDSM派對的參加者，並以《簡易程序治罪條例》中的「不良表演」檢控他們。﹚而上街遊行示威，之後在中區警署門外被警察即場拘控。在27/2/2002被西區裁判法院暫委裁判官，判他們故意阻撓在正當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罪名成立。到28/8/2002被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駁回他們就已定之罪的上訴。但他們五人不服，希望向高等法院原訟庭法官﹙同是負責處理此案的上訴聆訊﹚申請批准向終審法院上訴，當然要說服一個負責駁回你上訴的法官，承認這案件其實是有上訴機會這工作並非一個‘搞事份子’能夠做到，就算協助他們上訴的大律師亦做不到，所以他們向法援求助。但法援一再延，最初法援在23/12/2002來函說已獲獨立大律師意見：「不建議上訴終審，因為無得打！」好友們不甘放棄，後來托朋友找來一名資深大律師為他們寫獨立意見，之後﹙五日後﹚法援又再來函說：「有得上訴。」雖然事件已漸露曙光，但因為法援批出當日，已是四個月後的28/12/2002，已經超出了廿一天內提出上訴的規定，現在又要先得到終審法院批准豁免這案件的上訴限期的規定。直到現在26/5/2003，一年零九個多月後，他們仍然在等待終審法院批出上訴日期。 這種無了期的等待、掌握不到因由的反覆，經已遠遠超出了官僚制度對意志的消磨。和彩虹行動其中一位友朋談及上訴的事時，都有說不出口的鬱結：「我由最初相信法援到現在不相信法援……期間我們的申請要不斷靠我們其中一位朋友去追問，由口頭式電話追問，發展到每一次都要白紙黑字，措詞強硬……始終他們﹙法援的人﹚都是領取薪俸來應酬我們，最諷刺是他們不單止拖延，還希望﹙在同一次申請內﹚通個一次又一次的資產入息審查來找借口拒絕提供協助！這次上訴終審過程，我們已經做了三次資產入息審查！！！」雖然隔著電話聽筒，都可以身同感受友朋的無奈，因為自己較早前也向法援提出申請，要求協助向警方追討在8/5/2001「財富論壇」事件中，他們因非法拘捕，非法禁錮及對我施行虐打的民事賠償責任。這次申請是在3/2002提出，到批出申請時已是七個月後；亦因為審批時間過了法援的‘一般情況’，所以我也要提交第二次財務狀況，他們才繼續審理我的申請！期間，我還向他們發了一封措詞相當強硬的信件：「…由於 貴署的冗長審批時間，已令本人感到非常困擾及失望，並懷疑本人的申請是否受著不必要的政治壓力，而遲遲末能獲得獨立處理……如 貴署末能提出合理解釋，本人將會考慮向申訴專員公署尋求協助。」此信發出後一個月，我便收到獲批法援的通知。 談到對生活上的影響，對於長時期面對這種無了期等待的‘搞事份子’，早已習慣這種無奈。由港英管治時期到回歸後的特區，「長毛」梁國雄從未停下和當權者的周旋，對於這種種由施行不公義的法例、到警方高調上門拘捕、到司法制度的拖延，他只說：「無特別影響，因為無固定工作，所以無特別影響……感情生活上都不會有什?麼影響，因為都習慣了……阿媽一定擔心，也經常留意新聞，但她也要面對，習慣面對！」雖然已找到位置﹙習慣﹚去面對這些‘對待’，但依然無奈！無奈已不止於當權者的打壓，而是香港的社會運動如何走下去的問題。法庭會配合政治形勢，對‘搞事份子’的判罰越來越重，「依法辦事」成為不公義法例打壓異己的穩固基礎。要講出自己的聲音、要聽到不同的聲音，再不是香港人理所當然的基本權利，而可能在付出沈重代價後，亦未必得到的基本權利。另一位同路人劉山青雖然有固定工作，但作好豁出去的準備：「唔理架喇！工作無咪無囉，都要繼續做架！」似乎當權者不同方式的打壓，對山青起不了什麼作用，但他亦有他的無奈：「作為Activist，是有責任去考慮自己的政治主張，要建構到一個想像，不能夠只為反對而反對，但我看不到香港社運圈內有這樣的人，當然我也不是。」還記得在「黑鳥連眾顛覆」CD內，山青有過這樣的陳述：「人生本來就係一個抗爭口黎架啦！但係你為口左呢場抗爭，你要不斷做一口的口野，呢樣口野可能係永無止境口既、無效果口既，但係你必須要做；如果你唔做，你可能會妥協啦！你可能會虛無啦！事實上係一個失敗，在我眼中係一個失敗。」可能這也許是山青在這無奈位置上選擇繼續的考慮。 不過對於剛開始活躍於社會行動的我及一些友朋來說，這些「司法纏擾」並非一般人想像那樣理所當然：「判決不公允，便上訴到底討回公道。」這些纏擾要拖垮的並非你的生活，而是你的精神。透過入罪，先奪去你的工作條件﹙無顧主願意繼續聘用一個在受僱期間被判有罪的人，就算他們明知這些指控有別於一般罪行﹚來製造經濟壓力，繼而破壞你身邊一切支援網絡﹙你朋友對你的「出名」、對你公開挑戰權力、對你的政治表態，開始感到不安而敬而遠之；你至親至愛的人開始質疑你的堅持、開始埋怨你不顧他們感受地豁出去﹚，直到你疲憊不堪，直到你懷疑自己的付出，直到你對平淡安穩生活再次產生眷戀……這一切一切都由無了期的等待開始。 |
